野夫:遗民老谭 – 民间历史 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

野夫:遗民老谭  – 民间历史 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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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:老谭(右)是20世纪50年代利川的文学爱好者,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艺男青年。

遗民老谭

--作者:野夫

野夫,

本名郑世平,土家族,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利川县。曾当过警察、囚徒、书商。2009年出版以剿匪平乱为题材的历史小说《父亲的战争》,2010年出版散文集《尘世·挽歌》。散文集《江上的母亲》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大奖,是该奖项第一个大陆得主。

去年,章诒和大姐忽然来电话,兴冲冲地问我故乡是叫利川吧,

答曰是。她又问,那你认识一个叫谭宗派的老人吗?我笑问:

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啊?她说她第一次回故乡安徽,

在那里的一个故老和她谈起了我的家乡,并向她推荐了老谭--

这是一个埋名深山的高人。我对章大姐笑道,这是我的至交,

没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,他悲辛的一生……

老谭--我一直叫他老谭,与我忘年相交三十余年。其实,

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父辈年纪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

我们就这样没大没小地订交以来,故乡街面上,

鲜有不知我与他深厚渊源的。

那时,我是县教研室的菜鸟科员,他是县志办打零工的编辑写手。

而他刚刚出狱未久,彻底平反的申诉,还正在频繁奔走苦求之中。

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学爱好者,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艺男青年。

整整两代人,却因为闭塞艽野,有此同好者非多;虽曰萧条异代,

竟然也一见如故地相知相惜了。

那时我大学归来,青春泼皮,在小城横来直去,

很有些挥斥方遒的公子哥恶态。

老谭则是一身寒素。二十年深牢大狱回来,

还不免有种劫后余生的谦谨--但那表面的恭顺与和蔼背后,

依然能觉出其中的傲岸。在山中,

他这样一个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,骨子里是眼空无物,

且不与人群的。

老谭身形魁梧,高一米八十,与我初识之日,不过四十有六,

正当壮年。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,国家拨乱反正,

社会略显松绑。身为牢释人员的他,尚未更正其贱民身份,

但依旧积极乐观,似乎看不出丝毫怨恨。他镜片后面的小眼,

总是笑意盈盈,和我们诗社那帮小混混,也多能玩笑一处。

因为贫困,他从不烟酒。

其时,我和一帮兄弟在创办地下诗刊《剥枣》,老谭虽非社中同人,

却是积极的参与者。我们组织诗会,则更多仰赖他的协助。

他在劳改队办黑板报,练就一手标准的美术字,

但凡写大字会标之类,全看他一个人在那画字并剪贴。

我们有些活动偏激,他便在一边善意警告--我深知他的冤狱始末,

也理解他的那种寒心和余悸。

我和他走得更近,是因为我调到宣传部之后,计划编写一本“

话说利川”的闲书。我强调必须借用老谭,上级开恩,

就成全了我这一企图。于是,我和老谭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,

一起出入整个县域的乡村山水之中。在那一段时间里,

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这个隔绝世界二十年的流徒,

竟然对故乡民俗文化和文史如此烂熟。

他带着我走乡转村,深入边僻之野,访古问道。通常,

在那些崎岖泥泞中,我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昂首阔步。刚出狱那两年,

他就是挑着担子,凭借漆匠的手艺,

整日行走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寻觅口粮的。他熟知哪里有风景,

哪里有遗贤;他指着沿途的墓葬告诉我,这里是巴人的悬崖穴墓,

那里有拾骨葬的古俗;这是苗民的合墓,那是古代汉民的庐墓--

把坟墓安在家里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礼。

那时乡下没有招待所客栈之类,我们总要借居农户,搭伙寒门。

老谭总是很快就能和山胞们搭讪熟悉,

会将最接近干净一点的床铺让与我睡;当然,更多的时候,

我们是抵足而眠。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风情和礼仪,会唱山歌、

孝歌和号子。他仔细教我分辨哪是石工号子,哪是抬丧号子。

可以说,关于故乡的那些民间文艺,我的知识多半取之于老谭。

老谭终于在1982年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。

他被安排在民族宗教局,后再调入文物馆,还算是用其所长。

老谭的妻子,是其出狱之后所娶的一个极端贤良和勤劳的农妇,

靠摆摊卖亲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类,勉强帮老谭贴补家用。

老谭夫妇中年得子,白屋之中,一样珍如珠贝。

老谭见我喜欢那孩子的顽劣,便送给我做“教子”,几岁的娃娃,

呀呀欢叫着我这个尚是童男的“教父”。按民俗,这样的易子而教,

也需行一个简单的古礼。老嫂子专门备了一桌好菜,

我则给孩子送去一套读物和一把玩具剑,

意思是要他长大也明白书剑恩仇。

后来我出山,每还,必与老谭长谈。再后来,

又轮到了我坐他坐过的牢房。他,刘镇西和我,

山里一代代读过一点书的人,似乎宿命般地都要被押解到省城,

有前辈曾经的坎壈,也就不觉得自个的艰难了。

等我出狱再见老谭,他已然满头星霜。老少两代罪人相视一笑,

背身掩饰着各自的泪痕。依旧必请回家,依旧老嫂子亲炊的土菜,

依旧我独酌,他陪茶。这对老夫妻脸上密布皱纹里,

却平添了一些哀愁……

原来我那教子如我,青春早恋,被老师训诫和同学嘲讽,

突然有些失常。原本是理科状元的他,坚决弃学,眼看高考在即,

两老束手无策。等到我在北京安营扎寨了,老谭电话求告,

说孩子休学一年,依然考上民院,入读之后又被网络迷途,

要求退学。他准备带孩子到北大校医那儿去治疗,希望我略助一臂。

我急忙将他父子迎来寒舍同住,孩子入院治疗,

我则请老谭帮忙看稿编辑,顺便开支一份工资以便聊补困窘。

六旬退休的老谭,工资几百元,老妻亦衰朽残年,

依旧还在寒冷的菜市守着那些坛坛罐罐。老话说,落叶添薪仰古槐--

我是深知他们一家的捉襟见肘的。可是,布衣之交的我们,

杯水车薪的涓滴互助,又何能尽释寒门的重负?

很多时候,我深感困惑,他的苦难到底是命中注定,

还是时代的造就?他在青春时代即被改写的命途,

便像魔咒一样限定了他的后来。

我想不清楚究竟怎样来给老谭定位。几乎每一个县市小镇,

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老谭的人存在。他们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,

埋首于故纸堆读写并传承着民间的道统。他们平生寒苦,

不逐蜗名微利;白眼朝天,万事鸡虫,看穿了浮世的浅薄与功利,

只是低调,仿佛卑微,而实则睥睨冠盖地活着。

他们在漏雨深巷中坚守古礼,在寒泉淡食里甘之若饴,

在世界的槛外、微醺的樽边独自冷笑,抑或歌哭……

这就是贯穿千古中国的遗民。

老谭出生于1935年。三岁之时,

正值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--武汉会战--开始,

省府败退鄂西深山。真正的乱世,由每一个国民分担。

老谭家并非巴人之后,他的始祖是蒙古军官,

元末被派往利川镇守南蛮。元朝覆灭后,

分驻僻野的蒙兵无法北归草原,只好在明初落业当地,

他的祖上则归为谭峒安抚司所辖,因此改巴人姓氏为谭。

其后明清两朝,列祖有的当过总兵、知县,封过侯爷。

但多数都是平民,于历史上无足轻重。老谭的父亲在光绪新政时,

曾出任县衙吏员、警员。后辞职,在家和吏员叶松甫父女、

仵作杨志清一起,悉心研习扬琴,成为利川扬琴曲的首创人员之一。

琴书自乐到民国,家道败落,但他却和秀才黄成绪一起创作了大量“

扬琴曲子”(剧本)。可惜,这些剧本在“文革”中,

都被付之一炬。

乡间的乐者,自古都是师旷一辈人物的精神传承者。自命清高,

不事经济,以身入衙门为耻。老谭的家训是“人生莫当官,

当官必作冤。孝义要牢记,读书足吃穿”。

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,成绩名列前茅,却因体检而落第;

而他的同学,不乏清华北大者。

他1957年便在省上报刊发表组诗,在当日的山中,

可谓俊才风流。但是,未能上大学的他,只好到硫磺厂打工。

也许因粗通化学,后又调到工艺厂研制肥皂。

也许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识青年,声气相求的不多,

才慢慢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几个同样爱读书议事的世家子弟。

这几位因为家庭在土改中被毁,难免对新政颇多腹诽;

有的甚至在当年参与过暴动和抵抗。当时光推进到1958年之时,

整个国家已经在土改、清匪反霸、镇反、三反五反、反胡风分子、

反右、拔白旗等系列运动之后,基本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分子。但是,

专政机关岂能等闲,他们根据线报,

很快锁定了老谭以及身边的这伙读书人,视之为潜在的可能之敌。

于是,各种秘密侦查的方式开始运作,线民被派到老谭身边“钓鱼”

。他们故意来宣说一些近乎反动的话,

来勾引这几位年轻的乡村知识分子出笼。新政八年,大饥荒渐至,

但凡天良未泯的读书人,岂能真无怨言。他们跟着线民的言路,

却落下了自己的话柄。25岁的老谭,完全无意地掉进了“

反革命集团”案的陷阱。

但这种所谓侦破,仅为贪冒功赏而不顾草菅人命。

四五个文学青年的所谓谋逆大案,完全是凭空构陷。即便三木之下,

依旧无法索求一致的口供。因为,他们这些民国过来的遗少,

即便对新政颇有微词,但确实不敢策划任何的反叛,

更不要说所谓的“现行反革命”行动了。尤其是老谭,

原本对新社会不乏感恩,家族也素无仇隙,所谓意见,

也仅仅限于对单位领导的少许批评而已。

他们在利川的看守所脚镣手铐,一关就是三年。脚镣磨烂踝骨,

脓血粘连钢铁,至今腿上犹有伤痕。最后酷刑之下,

人人皆怀求死之心,而不得不承认任何莫须有的指控。

但是毕竟确不存在的阴谋和未经商量的供述,

是难以完全落实判决的,

他们就这样生不如死地渴望着早日走向断头台。

终于,其中一个嫌犯牟宪文熬不住这种漫长的考验,像《

肖申克的救赎》一样掘洞越狱,但是很快被追捕回来。在那个年代,

敢这样公然越狱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犯人,岂能不是反革命分子?

于是,原本难以定案的老谭一伙,

被激怒的押司很快定谳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罪。于是,

毫无罪行的老谭,也被重判了二十年徒刑。

初被捕时,老谭带着手铐被押回抄家,其父正坐在一把烂藤椅上,

看他写的歌颂新社会的文稿。突然面对儿子绑缚回家,

老人如雷轰顶几乎当场气绝。当时的老谭远未想到此别竟是永别,

还笑着安慰父母,会很快还他清白。

警方把他家四代人所读的书挑了几担,一并没收。他外公是秀才,

曾祖乃名医,几代的书香门第,初初踏入新社会,

竟然就此被打入了“反属”的另册。

之后,他们被发配到宜昌劳改。在他入狱五年之后,

其父在耻辱和悲愤之中悄然长逝。他不知道家里的消息,

更不可能千里奔丧。再之后,他们被流放到更远的汉阳,

他将在那个著名的劳改砖瓦厂,和泥拉胚耗尽他的整个青春年华。

晴川历历汉阳树,多少冤骨寻无处?

我是熟知当年汉阳劳改砖瓦厂的严酷的--

和泥拉胚要的还只是力气,真正要命的是出砖之日。

为了抢速度提高产量,砖窑刚刚撤火不待完全冷却,

就要犯人排队进去取砖。武汉的夏日本如火炉,

犯人们将破烂的被子浸透冷水,

披在身上冲进去抱着火热的砖跑出来。只需几趟下来,

那湿透的被子就被烘干。

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,监狱中政治犯遍地皆是。

而政治犯又多是知识分子和前朝遗留的老弱病残。

要这样一些人从事这种强体力劳动,无异于变相处死。

所幸老谭虽也戴着眼镜,却是山中平民之家出来的壮汉。

那时年当而立,尚能勉强求生。在整个中国都处于大饥荒的年代,

他说幸好监狱还能填饱粗粮。

二十年是怎样的概念?未经炼狱的人,怎知这一时间的真正长度?

老谭像多数政治犯的传统一样--坚持“服法不认罪”--

意即既然判定入狱,就必须遵守监规队纪;但对于强加的罪名,

绝不自我承认。在那个申诉可能改判死刑的年代,即便再怎么冤屈,

往往也只能隐忍。监狱还有一个恶法--凡是上诉或不认罪的囚徒,

一律不给减刑。

犯人每月有两三元的生活费,用来买牙膏、卫生纸等必需品。

老谭念及父母的孤贫,竟然还能一年节约出十元,

托干警寄给远在深山的双亲。父母没有回信,

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,更没有亲友千里相寻前来探亲。就这样,

二十年,他始终不知道家人的死活。

终于熬到了1978年,那时已经打倒“四人帮”两年,

老谭也终于熬到了刑满。劳改队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犯人,

一般就动员刑满留场就业。老谭坚决要求回山,

他在拖延了一个月之后,拿着监狱发的那点路费,

挑着坐牢用的被子,第一次走到了汉口码头。这就是省城啊,

他在省城边上劳作了十六年,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城市的模样。

正好是冬天,1978年的第一场大雪,落满了老谭的发间,

掩饰着他那早早降临的满头星霜。买舟西归,溯流而上,

五天后抵达万州,再乘车奔赴久违的利川。二十年,

儿童相见不相识,他摸索着找回深巷中破败的老屋。

没有人知道他是谁,从哪里来,山中早已谣传他瘐死狱中。

他轻轻地踏进家门,

发现八十多岁的老母正在灶屋的竹子楼上拣洋芋。他不敢喊,

怕老人一激动摔下来。他在楼下站了半小时,流了半小时泪,

看到老母亲一手抱着小半撮箕洋芋,一手扶着单楼梯,

一喘一哼地从楼上抖抖筛筛地下来。他大喊一声妈妈,

老母已经失聪,完全未曾察觉儿子的归来。他上前跪倒尘埃,

抱着母亲的脚痛哭流涕,老母才白日见鬼般惊觉有人;

开始是呆痴地望着他,毫无表情;后来,

忽然一下子就倒在地上晕死过去。撒了一地的洋芋,

仿佛满地乱滚的大颗眼泪……

四十三岁的老谭出狱后,他哥哥接纳了他死而复活似的归来。

他哥亲手用木板在灶屋一角为他钉了一个约有六平方米的房间,

他自己拖石拉泥,把地面平整,

用祖上留下来的两条高矮各异的板凳搭铺,

便算有了一间自己的蜗居。

家里寒苦,一个老人四个侄子,全靠哥哥个人工作,

嫂子做零时工周济一家。幸好哥哥效力的电力公司,

临时需要给电线杆刷油漆号码;老谭在监狱学过漆工,

正好一个人背着油漆、刷子、雕板、板凳等,

追随着电线的方向乞食。电杆多在岩上田里,翻山越岭,上坡下坎,

风餐露宿,一干就是两月,总算挣到了第一笔活钱。

胞兄四处张罗为他成家,在那个年代,

谁家的大闺女敢嫁一个牢释犯?其兄只好劝他面对现实,

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寡居的贤良农妇。老谭看其心地善良,

且不嫌弃他的贱民身份,于是便在那一无所有的灶屋里成了家。

几十年后回头看,幸亏他们当年的互不相嫌,

才有了后来的患难与共。虽谓贫贱夫妻,

却是真正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幸福眷侣啊。

成家未久,按乡俗要树大分桠,人大分家。于是,

老谭便用油漆桶做了个炉子,正式分灶开伙。荆妻寒门出身,

熟知各种野菜,老谭零工养命,三餐煮面当饭,

但好歹这是他们自己的家了。当年春节,

哥哥给了他一个小猪头和一小块肉,朋友给他送了一些萝卜,

两口子寒泉配食,度过了自由世界的第一个新年。

之后,通过其兄关系,老谭进了城关镇的油漆厂,

算是有了固定的工作。但是,好景不长,油漆厂失火,

本来与他毫无关系,但按惯例罪责还是栽在了他这个“坏分子”

的头上。于是,他被驱逐。包里只有四元钱,

走投无路的老谭只好走出利川,走出那寒酸但温暖的小家,

来到州府恩施。他不敢吃住,在清江桥下坐了一夜,

次日便用四元钱买了两把刷子和一小盒油漆,挨家挨户去找活路--

问别人有没有碗柜桌椅要刷漆。做得好随便给点工钱,

做得不好只管一点饭。

这样混了许久,他终于找到了一桩活路--到麻疯病院去刷门窗!

虽然那是一个怕传染谁也不愿去的地方。

但对急需望门投止的老谭来说,这就是天赐良机了。

就这样他又混进了安稳现世,开始渐渐熟悉这个久违了的社会。

久之,天性聪颖的他,渐渐地成了一个小油漆包工头。

直到申诉平反,才重新安排进工艺美术厂当油漆工,每天工资0.

6元。但每月十八元的俸禄,

对他那个嗷嗷待哺的初生的儿子和老妻,就已然是皇恩浩荡了。

炼狱出来的人,天生多有奔命的本事。劳改队的老话说--

是太阳总要升起。老谭的知识储备和与世无争的风格,

渐渐为周遭社会所器重。后来,民委把他借去编《土家族民族志》。

再后来,又因为其文才展露,他被调到了城关镇的文化站,

以后便搞文物、写地方志等等,成全了他位卑然而受人尊崇的余生。

奉母,娶妻,生子,以一个布衣的身份,重塑乡村历史,

传承民族文化。他辛苦而自得,终于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。

我深知老谭心灵手巧,本质上我们都是那种生命力特别强盛的男人。

无论怎样的厄运,似乎都无法压垮我辈的精神穹窿。

一个老读书人的本色,倘若不被时代所摧残,

必将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凸现出来。

他对这个古老县治的熟悉和热爱,在山里可谓无人能出其右。

也因此,他得以告别筚路蓝缕的手艺人生涯,回归他打小热爱、

却被漫长隔绝的书桌。

1983年,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潮下,在他的固执申诉下,

他得以改判无罪。国家没有任何赔偿,当年陷他于狱的警察和法官,

没有任何道歉。一个无罪的人,生命却被活生生地剪走了二十年。

那是真正最可宝贵的青春啊。他拿着那个改判书,老泪纵横。

他无处说理,无处追赔,他只能到父亲的坟头长歌当哭--

让亡灵相信他,在这个国家,他确实是一个没有罪过的好人。

他以后的全部生活,就在我的故乡发掘着那些残存的文脉。

他几乎忘记了那个时代强加给他的侮辱和折磨,

无怨无悔地书写着利川。故乡今日小有薄名,

端赖老谭余生的奔走和研究。他先后撰编出版的,有《

利川市文物普查资料汇编》《利川市文化志》《鱼木寨研究》《

利川文化遗产撷英》《支罗船头寨研究》《利川灯歌》等八部书籍。

先后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。利川现有的大水井、

鱼木寨、利川灯歌等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,

都是由他主笔撰编并申报成功的。他为宣传利川土家文化,

多次接受央视及湖北、凤凰等电视台采访。

而今,他已年将八旬,还在参与编撰《土家族大辞典》。

我们都在各自自由了的岁月里,开始抒写自己喜欢的文章。

我浪迹江湖,他依旧寒素如昨。每年还乡,

他都要陪我重走往日山河。他依旧一身布衣,不喝酒,不抽烟,

不求人,不拜官,健硕如壮年。他守着老妻和仍未更事的孩子,

粗茶淡饭地在那依然破旧的老屋,读书上网,发帖甚至QQ,

一步不落地更新着自己的精神生活……

转自《财新网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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